她遇到不少这种情况,“这就使家长陷入两难,有些受害者是留守儿童、困难家庭,这笔钱对孩子生活会有所帮助,但拿了钱家长就要出具谅解书,但这种伤害没法谅解,孩子和家庭的尊严怎么办?家长因此又不情愿。如果法律明确精神损害赔偿,家长就不用迈这道坎。”
魏某某的表哥刘哲(化名)向澎湃新闻称,表弟是从活动室阳台坠楼,落到楼后的草地上,警方提取了脚印。刘哲说,因为宿舍楼前后门是封闭的,学生一般都是走宿舍楼二楼连接教学区的天桥穿过马路去上课,因此将近8时左右,表弟才被人发现。
《国企改革三年行动开局之年:从“纸面”到“地面”》樊星曾在浙江某市检察院从事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多年。他曾遇到一个取证难的案例,4岁女童遭强奸,下体重伤,没有人证。女童讲不清楚也不愿讲,家长也不想孩子受到二次伤害,但打击犯罪又有取证需要。“后来引入专业心理疏导,几次心理疏导后,孩子才把事情讲出来。”




